文/陈根
零工经济（gig economy）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互联网技术与共享经济的兴起，导致常规的工作概念边界越来越模糊，自由职业的从业门槛越来越低。劳动力市场发生蜕变，诸如应急、应招、临时、兼职、计件与“零小时合同”属性的零工市场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开始通过网络平台打零工，“互联网 零工经济”应运而生。
这样的背景叠加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内持续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从事零工经济的群体发展壮大，并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零工经济兴起将如何变革智能时代的工作模式？又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新的挑战？
零工经济在变化
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零工并不是一个新近的概念。零工的出现可溯及古代，并且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相伴相生。通常，熟悉中国社会的人，也往往熟悉长工和短工等自由工作形式。长工是指东家（雇主）相对稳定的工作形式，短工则是指东家相对不那么稳定的工作形式。
长和短，是用时间定义的工作稳定性。短工便是通常意义上的零工，或者临工。传统的零工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比如，西南地区为有需要的消费者提供人力运输服务，就是典型的、存在时间极为悠长的零工。与之类似，还有自由撰稿人、家政服务、制造服务（如上门制衣）等。
不难发现，零工的本质依然是劳动者运用某种能力花在某个雇主某项工作上的时间。当然，作为一种与人类相伴随的、早已存在的、古老的工作形式，零工也随工业化伴生的工厂劳动的发展而发展，被组织化的岗位劳动替代。然而，即使在工业化鼎盛时期，零工也依然存在。
在工业化初期，一些工厂主出于成本的考虑，聘用临时性、计件工资式的工人，就是工业化时期的零工经济模式。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也出现了“零星务工”、“散工”、“短工”等就业群体。
但对于传统的小时工、钟点工、合同工、顾问等零工来说，其零工的工作模式较多集中在低收入、低技能劳工群体。并且，传统“零工”的人数分散、凝聚力较弱，并未形成规模经济。数字时代重塑了零工经济的模式，并带来了一场的工作革命。
一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零工劳动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零工劳动带有强烈的互联网色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劳动者不再经由劳动中介获取工作，而是直接通过平台获得订单。劳动者拥有工作的自主权，这意味着一种自我雇佣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劳资关系的社会契约性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由固定的、具有显性特征的社会契约关系变为灵活的、隐性的市场化契约关系。
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当前零工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
一是过去以生产性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越来越转向以服务劳动为主。二是与以往零工劳动者在固定的、集中的工作场合进行劳动不同，当下的零工劳动者采用分散化的工作方式，工作地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三是传统零工者只需要拥有简单的劳动技能即可，当代的零工劳动者需具备基本的数字处理技能，甚至有的零工劳动还要求劳动者拥有某项专业技能。
四是零工劳动者与客户之间建立联系不再通过以往的劳动中介机构，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平台通过云计算对劳动的供给池和需求池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精准匹配。
此外，当代零工劳动是一种按需经济。这种按需经济催生出任务导向的零工模式，要求劳动供给方能够及时获得劳动需求信息，并且“即时”完成劳动任务。
比如，网约车、外卖、同城跑腿等行业便是代表性的零工经济的按需匹配领域。按需匹配性是零工经济在互联网平台或软件支持下的显著特征，它形成了零工经济对于自由职业者的巨大吸引力。而针对本地化的按需工作而言，互联网及移动通信技术能够实现按需工作的即时匹配，进一步推动了零工经济的发展。
可见，与以往相比，当代零工劳动的弹性和灵活性更高，工作时间和强度取决于劳动者的意愿，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没有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关系，零工劳动者表现为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者”。
零工经济，就业未来？
依托当代信息技术，零工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美国商业咨询公司麦肯锡，曾就未来就业趋势做出一个研究报告，提出“未来职业趋势就是零工经济”。同时，他们还预测，就全球而言，“到2030年，每年零工经济的收益将高达1.5万亿美元”。
此外，根据《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县域市场有零工收入的人群达52.27%，35.11%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互联网 ”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一系列的趋势报告，也令零工的工作形式被许多人视为“工作的未来”。
零工经济看上去似乎“一举多得”。一是零工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零工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的新型分配形式，改变了传统单一雇佣形式，使得原有的“企业—员工”雇佣合同制度转向“平台—个人”的交易模式。这一转变既节省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二是零工经济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在网络平台的推动下，零工经济特别是知识型零工经济的外延远超过传统“打零工”的边界，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同时，互联网时代让个人兴趣与技能可与市场需求产生更佳的匹配，从而让更多从业者的个人喜好、特长、资源能够实现更高价值，更灵活地发挥了人们的“生产力”。
三是零工经济促进了服务业的转型。当前，我国大部分服务企业采取固定工时制度，生产机制和人员配置方式过于固化，就业灵活性不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服务创新不断加快，服务创新的数字化逐渐扩散至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服务创新的平台化以及零工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服务业的转型。
平台可以通过加强整合上下游资源，快速高效调配各种要素，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既给零工劳动者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机会，也支撑了消费者需求，用数字化成果惠及到千家万户。同时，数字经济赋能零工经济，增加了就业的弹性空间，丰富了就业市场的“毛细血管”。
对零工劳动者来说，灵活用工发挥了其碎片化时间的利用价值。零工劳动者们不仅可以兼职多份工作，取得更多劳动报酬，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更有可能实现才能、效率与收入之间的交换，实现更高的价值。
对用工单位而言，零工经济可有效解决企业因季节性等原因带来的临时性用工需求问题，使工作岗位、工作方式、聘用途径呈现多样化。同时，它又能最大程度降低用工成本和风险，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不可否认，零工经济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对创造就业、搞活微观经济、降低企业成本 、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服务业的转型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零工经济冲击就业范式
零工经济的未来发展潜力被社会广泛认同，“全民打零工”已成为一种潮流。但同时，零工经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零工经济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传统的雇佣模式，给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都带来了冲击与挑战。
对于劳动者来说，零工经济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其权益保障的问题，而其权益保障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法律关系的不明确。
我国现有劳动法律制度的判断框架是基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两种分类来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然而，法院在审理关于零工经济的不同案件时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这就引发了劳动法律关系认定的模糊。而法律身份认定的困难，将意味着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此外，零工经济将会带来劳动群体的“马太效应”可能。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享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稳定收入的全职工作群体，也将会更充分利用好零工经济平台将自己空余的时间、能力与精力转化为劳动价值，进而增加自己的额外收入。
这些群体多表现为具有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或经验丰富的劳动群体，并非传统零工经济下的低收入、低能力、低学历的劳动群体，这类群体在零工经济中占据显著优势。这或将带来收入较高或家境较好的这类群体利用零工经济平台挤占低收入、低能力、低学历的劳动群体的可能。伴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动群体的“马太效应”将会愈发凸显。
对于企业而言，零工经济将会带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难题。与传统的企业组织不同，零工经济下的企业用工多是临时性、短期性的，都是来自企业组织外部，来源多元化。这些工人缺乏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忠诚度，会增加企业对这类劳动群体的管理难度。因此，如何有效管理这类群体将成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难题。
通常，零工多由平台发布与招募，劳动群体身份信息及技能水平在审核时也存在较高风险。加之零工的准入门槛不高，就更容易出现零工身份及能力与信息描述不匹配、与企业要求不吻合的情况，这增加了企业在零工的招聘与甄别方面的管理难题。不仅如此，在绩效考核、工作激励等方面，企业也面临针对零工的管理难题。
在政府方面，尽管零工经济可以增加 gdp、改善就业情况、促进经济转型，但是对于政府来说仍然存在不小的挑战。除了对劳动者的法律身份认定困难，在社会保障上，目前也依旧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政府、企业和个体共同承担保障资金的三位一体的方式，建立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然而，对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来说，却不存在企业这一关系方，只有劳动者个人与政府。并且，劳动关系中的社会保险并不是强制缴纳，这就使得我国零工劳动者的社保问题亟须法律和政策作出回应。
可以说，今天的零工经济是一个更加深刻地嵌入在个体化社会的零工经济，是一个由数字平台支撑和支配的零工经济，是一项焕发青春的古老工作形式，更是一个携带着社会伦理与道德的社会运动。
零工经济是古老又具有创新性的命题，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社会的支持，也更需要社会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