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错”过程需要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
“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就是“认错”
（上篇）
凡是认识到的问题，往往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只有“认错”，才能“纠错”，才能实现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无疑是“认错”。
一、“认错”需要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得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至“遵义会议”时，“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已造成三大堪称灭顶之灾！
其一、白区党组织丧失百分之百。仅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中共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蒋家天下陈家党》）”。一年里，全国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达95％。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白区党组织几乎百分百地丧失。
其二、中央苏区及大部苏区丧失。被“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在白区混不下去，只能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瑞金。博古等“左”倾教条的代表人物，好了疮疤忘了痛，亡命到中央苏区就瞎指挥，极力排挤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特别是军事上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横跨三省有97个县的全国最大根据地，从1934年10月，开始了“搬家式”长征。随后，湘赣苏区、 湘鄂赣苏区、 闽浙赣（赣东北）苏区、鄂豫皖苏区、 川陕苏、 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琼崖苏区、左右江苏区、闽东苏区、西北苏区、鄂豫陕苏区等12块苏区，也绝大部分丧失。
其三、5万红军喋血湘江。红军长征历经规模较大的600余次战役战斗，“湘江之战”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一战。经新圩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绝命后卫师”断后（师长陈树湘重伤昏迷被俘，在敌担架上掏出肠子咬断自杀。全师仅剩100团团长韩伟、3营政委胡文轩和通信员李金闪跳崖被救），这四场惨烈的阻击战，方掩护中央红军纵队突破湘江。8.6万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那牺牲的5万多红军，将湘江的水都染红了。当地百姓有个说法：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左倾”教条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可谓罪孽深重！
二、“认错”需要一个过程和艺术
尽管付出惊天惨烈代价，可“左”倾教条就是死不认错，仍顽固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西征”，这无疑是主动钻入蒋介石近20万主力，构筑四道严密碉堡防线的大口袋，被“请君入瓮”地全歼。而能否让“左倾”教条“认错”，就成了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1.“通道转兵”是“认错”的开始。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也称“临时性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军事顾问李德出席。毛泽东极力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会议虽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未能改变战略转移大方向，只改变了战术性行军路线，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除“转兵”外，还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挑战权威争取了大多数，参会人员5：2支持毛泽东，李德的权威首次在中共高层会议被挑战；二是长期被排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会，所提主张非同寻常的被采纳，“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三是有通道转兵，才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重大改变；四是增大了周恩来“三人团”中话语权，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精神不振，周恩来负责召集通道会议，这使周恩来在“认错”上发挥更大作用。
2.“黎平转向”有了正式“认错”。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就红军的进军路线展开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及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错误军事路线战略方向，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
通道会议除“转向”之外，重大历史意义还有“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以决定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正确主张的局面，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坚实基础；三是第一次为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决议性的准备，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3.“猴场转战”坚持“认错”。1934年12 月下旬，红军进抵乌江南岸。蒋介石急调中央军、湘军、川军、黔军共2个纵队，1个军、10个师旅又6个团，扼险固守乌江天险，企图围歼中央红军。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死不认错”地顽固坚持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
是按李德、博古的“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去湘西，还是按毛泽东提出的继续北上实施突破乌江战役？31 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重大的路线错误和发生了颠覆性错误，要真正能做到“认错”，必须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还要有个艰难的“认错”过程。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