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尉犁县的孔雀河烽燧群，早在1896年便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年）发现，但这11座绵延长达150公里的烽燧群至今仍未悉数踏勘彻底。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申报发掘其中一座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未几便有重大发现，并入选为当年度「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项目成果。迄今，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收获日愈增多。
通过碳14测年与出土遗物的交叉比对，考古人员认为该烽燧修筑于唐代，而非曾经以为的汉晋时期，且应是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属于焉耆镇下东部「楼兰路」防线的军事设施，彼时被命名为「沙堆烽」。由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地层单一，在自然风积土层下只有一层文化层堆积，且出土遗物均为唐代，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写有唐代年号的钱币，以及写有武则天所造新字的文书，其余木牍上也都有着清晰的唐代年号，故才令学者们能判定这正是唐代遗址。
在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清理出房屋、土埂、木栅栏、踏步各1处，还有灰堆5处。房屋一共三间，乃利用「减地法」与「平地立起框架式台梁结构」修建的半地穴居式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里面还有凉炕、灶等生活遗迹，被推测应是守燧士兵们避暑居住的栖所。值得注意的是，烽燧附近还出土大量马鹿、野猪、天鹅与多种鱼类的遗骨，既显示了守燧士兵们狩猎野味以补食粮的行径，亦象征当地生态环境的变迁。毕竟该烽燧邻近罗布泊，而今泊已干涸、燧也荒圮、人居成黄沙，足为人类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警惕。
不过最让人惊喜的是灰推中清理出的各种文物，尤以700余件纸质文书、木牍惹人瞩目。文书中既有《韩朋赋》、《孝经》、《游仙窟》等儒家典籍与文学作品残片，亦有记录士兵们吿急、值班巡逻与升迁的公文，以及问候远方家人的家书。譬如一名来自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名叫康览延的士兵，因战功而被记入了掩埋于沙堆烽下的文书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兼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还发现，守燧士兵中最远的来自幽州（今北京市），而康览延与其余来自四面八方的唐朝卫士们，在这处据点的最后命运是什么？是否有平安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抑或阵亡在与吐蕃争夺辽阔西域的战斗里？不免引人遄思。
这批文书，乃新疆考古近年来出土的最大一批唐代汉文资料，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学等方面，尤以军事最多。除了前述的士兵籍贯与生活之外，另有详细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设施名称，如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沙堆烽、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苏累铺，以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之名，全部都未见载于现存文献之中，可谓是相当轰动的重磅发现，既有弥补史料阙如的贡献，亦助今人更进一步地理解唐代治理西域的详细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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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出土木牍上还记载着详细的「计会交牌」与「平安火」（举烽火以示平安无险）的规章制度，还有传递军情军令的符帖牒状，都可以证实即便远隔长安万里，唐军仍能井井有条地戍守西域与调动人马。
这对对于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历代王朝只是松散地羁縻几个绿洲城邦、从未实质控制西域的主张给了有力反驳，也让人惊叹在交通技术不发达、传播手段有限的千年前，中国古人已能藉由严密的官僚组织掌控辽远领土。
做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并非自始便是西陲锁钥，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才取代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入列四镇。也由于焉耆与碎叶的交替，还引起考古学者们对其位置的争论、四镇中究竟先有碎叶还是焉耆，甚至因《新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条下写着「贞观十八年（644）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之语，使许多学者提出碎叶城实为焉耆都督府治所、或并存着中亚的热海碎叶与焉耆碎叶等说法。而今随着考古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早已慢慢浮现，不再是学界的争议热点。
不过焉耆虽入列稍晚，但军事地位依旧十分紧要，其位处唐朝通往安西与北庭大都护府的咽喉，在吐蕃夺得青海吐谷浑故地后，便成了抵御吐蕃北犯压力的门户，故才有了唐代修造一系列烽燧提防敌患的举措。不过，后来唐朝随着安史之乱而国力下降，辛苦捍卫的安西四镇一一失陷在吐蕃大军，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与整群孔雀河烽燧的考古发掘，仍给世人留下了唐代统治西域的种种遗迹。